我错了
一年前我离开了互联网。我认为互联网的世界毫无意义，因为互联网我变得“黔驴技穷”，它在“腐蚀我的灵魂”。
一年来，我不再点击页面上的“大拇哥”，而是用更形象具体的方式“在网上冲浪”、“检查电邮”或是“喜欢”某种事物。如我所计划的那样，我成功地保持着“离线状态”。我不再受到互联网的束缚。
而现在，我本应告诉你们“离线生活”如何解决了我“在线”时的所有问题，我本应有所感悟，如今的我本应变得更加“真实”，更加完美。
事实却恰恰相反——晚上8点，我刚刚醒来。我睡了一整天，一睁眼，已经有8条同事和朋友发来语音留言。我去咖啡店吃了晚饭，看了纽约尼克斯队的比赛，读了两份报纸和一本《纽约客》。现在我正看着《玩具总动员》，不时瞥一眼这篇文本中闪烁的光标，希望光标自己能蹦出字句来，希望它能酝酿出我人生中没能领略到的种种顿悟。
在我一年旅途的最后，我不想见到这样的保罗。
2012年初的我26岁，身心俱疲。我想离开这现代化的生活，让自己休息一下—-犹如轮子上的仓鼠，被永不停歇的电子邮箱和不断涌来的互联网信息抽干了我的大脑。我想逃走。我觉得互联网的存在使人类处于一种不自然的状态，至少我是这样。也许我已陷得太深而无法自拔，也许是我太过冲动而不能自已。从12岁开始我就经常使用互联网，14岁后互联网成了我生活的全部。10年之内，我从报童变成了网页设计师，最终成为了技术文档工程师。我不了解那个离开了无所不在的连通和无穷无尽信息的自己，我不知道生活中还有些什么。也许”真正的生活”正在浏览器的那头等待着我。
我计划辞掉工作，搬到父母那里住，读书、写书，让自己沉浸在不用工作的消遣时间里。我会摆出光荣的姿态，我会战胜所有将会到来的青年危机。我要找到真实的保罗，远离网络的喧嚣，实现自我升华。
作为一名技术文档工程师，我的目标是去探索这些年来互联网对我造成的种种影响，从“远处”研究互联网，更好地了解它。不仅我自己会升华，我也会帮助全人类变得更好。只要我们了解了互联网是如何腐蚀我们的，我们便能予以回击。
出于某种原因，Verge网站希望为我离开互联网的计划支付酬劳。我可以留在纽约，分享我的发现，把我的“离线生活”写成文章，发给那些被我抛在身后的互联网世界里的网民们，从我的高塔上向他们播洒智慧的甘霖。
2012年4月30日晚上11点59分，我拔掉了网线、关掉了Wi-Fi，把智能手机换成了“傻瓜”手机。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让我觉得很自由。
几星期后，我发现自己身处6万名极端正派犹太教徒之间，与他们一同涌入纽约花旗球场，向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拉比们(译注：犹太语，对有学识的人的尊称)学习有关互联网危害的教诲，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出了球场，我被一个挥舞着我的一篇关于离开互联网文章的男人认了出来。他见到我后欣喜若狂。我选择逃避互联网的许多原因同他信仰的宗教所宣传的一样，那便是我们应当小心这个现代化的世界。
其中一位拉比在集会上说道：“它正改变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的感受。”它摧毁我们的耐心，把孩子变成了“只会点击鼠标的植物人”。
这一年将会充满惊喜。
我球场外的新朋友鼓励我好好利用这一年，“驻足闻闻花香”。
我曾有一个梦想
让我来告诉你们，一开始真的是顺风顺水。我的确停下来闻到了花香。我的生活中满是意外的惊喜：现实生活中的会面、扔飞盘游戏、骑车旅行，还有欣赏希腊文学。我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但我的确写完了我小说的一半，而且每周向Verge提交一篇文章。头几个月我的老板对于我写作的数量有那么一点沮丧，但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写出的文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多，而那段时间后我也再没写出过那么多的文字。
我有点无聊，也有点孤单，但我发现生活节奏有了一种奇妙的改变。8月我写道：“正是因为百无聊赖、缺乏激励我才能去做一些我真正关心的事情，比如写作，比如花时间陪伴朋友。”我非常确信我弄明白了这一切，也把我的发现尽可能多地告诉每个人。
我没怎么努力就减掉了15磅，买了一些新衣服。人们一直说我看起来有多么神清气爽有多么开心。有次我的理疗师见到我的时候他都有点沾沾自喜。
我的头脑不再混乱，我的注意力也因此能够持续更久。在这一年的头一两个月里，读10 页《奥德赛》就已经很艰难了，而现在我能坐在那里读上100页，要是文章不难，我也很感兴趣的话读几百页也不在话下。
我学会了不以博客评论的方式去赞赏某个想法，我把它们写成了小说长度的见解。将自己从网络文化的回音室中抽身出来后，我发现我的想法沿着不同的方向延伸了出去。这让我感到很不一样，甚至有点古怪，但我喜欢。
没有了智能手机对我的保护，我不得不走出我蜷缩的贝壳，在复杂的社交场合与别人交谈。没有了总是让我分心的智能手机，我发现我在那些时候更加能意识到别人的存在。我不能再在Twitter上与别人互动；现在我不得不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这种互动。过去我的姐姐和我交谈时她总是很不爽，因为我总是一边听她说话一边操作电脑，而现在她很喜欢我和她说话的方式，她说我说话时没那么心不在焉了，更加关心她的幸福——最起码，不那么浑球了。
除此之外，我没发现这一切还和什么有关，但在看《悲惨世界》的时候，我哭了。
在这头几个月里，我的假设似乎是正确的。互联网阻止了我去发现真实的自我，一个更好的保罗。但我已经拔掉了插头，找到了希望。
回到现实
离开互联网时我希望这一年的旅途将会这样开始：”今天我用了一份纸质地图，真是太逗了！”或“纸质图书？什么是纸质图书啊？?”或“谁有一本脱机版的维基百科？借我看下。”可事实并非如此。
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一年中的实践环节都在不经意间过去了。在纽约我能轻易地让感觉为我导航，购买纸质地图去往其他地方。结果证明纸质图书真的很棒。购买机票时我不再货比三家，只要给达美航空(Delta)打个电话，他们卖多少钱我都会买。
事实上，不论有没有互联网，我所学的很多东西都能实现——你不用非得戒掉互联网整整一年才能意识到你姐姐的感受。
但有一点真的变化很大，那就是传统邮件。这一年我有了一个邮政邮箱，当看到邮箱里塞满了读者来信的时候我说不出来有多么开心。这些信件是那么的真真切切，电子贺卡永远无法给我这种感觉。
一个女孩在一张信纸上用整齐而又可爱的字体写道：“谢谢你离开互联网。”这并不是侮辱，而是赞扬。那封信对我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
但后来我感到很愧疚，因为我从未回信。
在那之后，不知怎么的，甚至连去邮局这件事听起来都像是一份工作。我开始对来信产生恐惧，乃至厌恶。
结果，一星期十几封信和一天几百封电邮一样将我压倒。而我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也就变成了那样。和我有互联网时一样，要去读一本好书都需要动力，出门和朋友去闲逛也和我戒网之前一样需要很大的勇气。
到了2012年底，我学会了如何在没有互联网的世界里用新的方式做错误的选择。我摒弃了’离线生活’中的好习惯，养成了’离线生活’中的恶习。我并没有把百无聊懒和缺乏激励转化为学习和创造力，而是被动消费和逃避社交。
这一年里，我并没有经常骑我的自行车，我的飞盘上也落了灰。很长时间我都不会和朋友出去哪怕一回。沙发成了我最爱的地方，我时常把脚翘到咖啡桌上，打打电子游戏，听听有声图书。我会挑一些很无脑的游戏，像《无主之地2》或是《滑板3》，拇指按着手柄操作游戏世界，脑子里却心不在焉地想着有声图书，或者也许什么也没想。
离不开别人的人
没有了互联网，道德选择并没有变得不同。想要习惯地图和线下购物这种实际的东西并不困难，人们还是会很高兴地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但没有了互联网，想要找到一个人肯定会变得更难。发电邮总比打电话更简单，发短信、发微信、发起视频聊天总比登门造访更容易。
并不是说这些障碍无法克服，一开始我的确克服了，但没有从一而终。
很难说清楚究竟是什么改变了我。我猜前几个月我感到轻松是因为我摆脱了互联网给我的压力，那种自由是实实在在的。但当我不再有意识地将我的生活视为“离线生活”时，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我最坏的一面便开始出现。
有时我会在家宅上好几天，手机一直关机，没人能联系上我。有时我的父母会因为总是怀疑我是否还活着而感到厌烦，他们会派姐姐到我的公寓看我。而在互联网上要让别人知道我还“健在”很容易，我随时能和同事交流，随时能成为社会的一份子。
人们总是不吝啬笔墨去嘲笑’脸书好友’这一概念是多么错误可笑，但我想告诉你们，”脸书好友“总比”一无所有“好得多。
多年来每个星期我都会跟我在外地最好的朋友通电话，但这一年他去了中国，我也再没和他说过话。因为我没能坚持我们的社交计划，我在纽约最好的朋友也只是消失在他忙碌的工作里。
我没能赶上生活的步调。
讽刺地是，这个三月我去了在纽约召开的名为”将互联网理论化“的会议。会上满是毕业生似的人们，讲着阐述现实的论文，或是女权主义眼中的后数码时代等等。一开始我很自鸣得意，因为我觉得他们不过是在研究一些认为互联网无处不在的理论，而我自己却体验着完全没有互联网的生活。
随后我与发起这次会议的网络理论学家Nathan Jurgenson聊了几句，他指出虚拟世界里许多”现实“，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虚幻“。当我们使用手机或电脑时我们仍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占据着时间和空间；当我们在某个地方嬉戏玩耍时，我们的电子设备远在天边，但互联网还是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回去以后要不要把这事发个微博？“
我的计划是离开互联网，去寻找”真实“的保罗，去触摸”真实“的世界，但真实的保罗和真实的世界都已无可救药地与互联网密不可分。不是说离开了互联网我的生活没有改变，而是说我的生活并不真实。
家庭时光
几星期前我在科罗拉多见到了我的哥哥，随后他便与美国空军一起奔赴卡塔尔了。他又有了一个小天使，5个月大的Kacia，我只在嫂子寄给我的信里见过他的照片。
我花了一天时间陪伴我的哥哥，第二天早上便与他一同前往机场。他和他的妻子和孩子吻别时我都看傻了。他不得不离开的这件事似乎很不公平，对他的孩子来说他是一个英雄，我和孩子们一样讨厌将会整整6个月见不到他。
我的同事Jordan和Stephen和我在科罗拉多碰面，我们准备开始一次目的地为纽约的公路旅行。这次旅行的目的是用一部短小的纪录片给我的这一年画上圆满的句号，在车里度过这最后的几个小时，接受之前发生的和即将到来的一切。
走之前，我和孩子们多呆了一会，尽我所能帮助我的嫂子，当一个好叔叔。然后我便不得不离开。
在路上，Jordan和Stephen问了一些关于我自己的问题。”你觉得你对自己太残忍了么？“是的。”你的这一年成功么？“不。”回到网上你想做什么？“”我想帮助别人。“
我们在西弗吉尼亚的亨廷顿停了下来，因为我要见我的一位英雄——Polygon网站的总编Justin McElroy。我曾在华盛顿特区见到了Nathan Jurgenson，我认真思考着，是否我能在现实生活中失败的地方取得互联网上的成功。我向他寻求了一些建议。
我的确知道的是我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互联网，或任何不利条件。离开互联网前后我的首要任务并没有改变：家庭、朋友、工作、学习。我不敢保证回归互联网后我能坚持——老实说，我很可能不会。可至少我会明白这不是互联网的错。我会知道谁应该负责任，谁能解决这些问题。
周二深夜，旅途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在新泽西——流向纽约的河的这头拍下了曼哈顿天际线的”美好瞬间“(译注：原文”the shot“指98年季后赛乔丹扭转比赛的关键一投，而”shot“也指拍摄照片)。那个晚上清冷而明朗，我倚靠着岸边摇晃的扶手，想对着照相机摆出一副随意的姿态。我距离纽约，距离完成这一年是那么得近。我渴望回到我舒适的公寓，但我又害怕与世隔绝。
两个星期后我将会重回互联网。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觉得我又一次投降了。但我知道互联网才是我的归属。
我读够了有关互联网如何让我们变得孤独或愚蠢，亦或既孤独又愚蠢的博客评论、杂志文章和书籍，我开始相信它们。我想弄清楚互联网都对我”做了什么”，我才能还击。但互联网并不是某一个体的追求，它是我们彼此之间互动的产物，哪里有人，哪里就有互联网。
2013年5月1日早上12点整
我在科罗拉多的最后一个下午我与我5岁的侄女Keziah坐在一起，试图向他解释什么是互联网。她从未听到过“互联网”这个词，但与她爷爷奶奶一起出现在Skype上时她看起来很高大。我问她是否想过为什么这一年我再没跟她Skype过，她回答是。
“我以为是你不想。“她说。
我的眼里饱含泪水。我把互联网的样子画了下来给她看，画上有电脑、手机还有电话，它们被短线连接着，这些线就是互联网。我告诉了她哪个是我的电脑，也画了一条线连到上面，然后我把那条线擦掉了。
我告诉她：”我度过了没有互联网的一年，但现在我要回来了，我又可以和你Skype了。”
当我回归互联网后，我也许不会好好利用它，我也许会浪费时间，或者被别的事情分心，或者只去点击错误的链接。我不会有大把的时间去读、去反省或去创作伟大的美国科幻小说。
但至少，我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