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柱退休，与马云退休略有不同。虽然年龄相差不多，但史玉柱却是早半代甚至早一代的创业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史就创办了与联想齐名的巨人，可以看成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创业浪潮的尾声，也可以看做是第二波创业浪潮的源起，加上他从巨人汉卡、脑白金，再到巨人游戏、民生银行……作为几起几落的创业者，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史、20年的市场经济史中颇为罕见，因此，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个人，他都是一个创业的巨人。
跌宕起伏的是人生，更是历史，史玉柱的故事就是中国经济创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创业史》到企业史
说起创业，其实并非始于今日，也并非始于改革开放34年。年轻一点的应该已经很少有人看柳青写的《创业史》了，也不太会学习，甚至不屑于去了解李四光、王进喜这些人，但是，1949年之后的创业史其实始于1950年代。
那时候中国的重工业经过前两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坚实基础，人们记得的是被历史筛选过的大炼钢铁，而不太记得万吨水压机、一汽创建、生吞活剥苏联技术自己造飞机；这是中国火箭发射、卫星发射的微观基础，但是两弹一星被历史书写的时候，青蒿素、人工胰岛素等等很容易被选择性遗忘了；那时候人们进行了非常失败的人民公社实验，但是，大兴水利建设、在70年代紧追当时化工革命的尾巴造化肥的历史也基本被湮没了……
没错，我们的父辈，乃至祖辈们一样在“创业”，一样的起伏轮回，一样的激情澎湃，只是当时的“创业”主要指的是“事业”，而非企业。所谓事业，主要是国家的、集体的，重视群体，而非个人，历史使然也好，命运安排也好，这都是中国第一代的创业史你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创业前传》。
创业的内涵，从“事业”到“企业”的转变其实时间并不长，再早一点，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公司”其实是贸易和军事殖民的混合体。放到全球来说，现代企业主要发轫于19世纪中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会计制度和股权制度完善、全球贸易发展而发展，在20世纪才真正成为市场的主流。
于中国而言，这种转变则又晚了80年。1978年开启的改革，让“创业”从创造事业变为创造企业。1980年代创立的第一代企业当中，海尔、海信、TCL、格力、长虹、联想都是国企或集体企业，它们逐步、基本实现了技术的现代化、管理的现代化；华为是近乎全员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中兴是“国有民营”，其实是混合所有制组成的股份制企业，美的、创维等私企也是如此，走过了相似的现代化路径……
在全球经济市场化竞争的大背景下，原有的事业再伟大，也难以抵御市场竞争主体是企业的事实，华约败于北约，非冷战之过，非军事之败，企业竞争力的差距才是背后的最大的差距，宏观的市场和微观的企业组合，比国家的“事业”和“单位”的工人更为高效。对中国而言，从“事业单位”到“企业”的转变，过程也是相当痛苦的，伴随着大量传统事业单位的凋敝、传统企业的倒闭（不仅是所谓国企，还有集体企业，私企为主的乡镇企业），上述的企业能够脱颖而出，关键是它能否抓住时代脉搏、在出色的企业家带领下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技术的现代化，这种残酷竞争下活下来的企业生命力是顽强的。
历史地看，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依然是事业体制下的话语，邓小平时代不得不把其中的很多工作转移到企业体制下去求解，寻求、国家、事业、企业之间的再分工再分工的核心是提升效率、引入竞争、。
从企业到公司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前现代”事业制，那么1980年代则是“现代化”的企业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并进，这个进程延续至今。但是拐点发生在1994年的市场经济制度变为国家制度选择，此后的主要方向已经不再是“事业”，甚至不再是“企业”，而是“公司”了。公司不同于企业之处在于，公司意味着股份的多元化、公开上市、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论是中外合资企业的利弊到底怎么衡量，中国股市被骂得多么多《公司法》有多少纰漏，中国最近20年的“转轨经济学”里，都少不了这根重要的主线。而公司制真正从欧美崛起也是在二战之后，约略60年，此前主要是家族企业。中国的公司制改革，可以说只落后欧美40年左右，正在各种碰撞、斗争、杯葛后，股市、公司制、产权法等都在逐步纳入规范。
譬如，国资委经过10年建设，都开始能比较好的规避国有资产贱卖了，不再容易出现鲁能这样的大国企险些被瓜分的巨大黑洞；譬如，新创企业的创始人团队一开始就能较好实现股权设计，不再容易出现王志东这样的新浪创始人被排挤的事情……尽管，还有各种各样的灰色地带和不完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李东生们，作为第一代企业家仍难以彻底退休，既有行业的原因，有些企业也有公司制不够完善的原因，在接班人选择上存在掣肘；而对于史玉柱这种站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企业家交界地带的创业者，或者马云、张朝阳这样的第二代创业家而言，反倒建立了更好的经理人制度，更容易退出……
于欧美，20世纪80年代经理人制度开始成为主流，中国目前可能落后30年。当然，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创业成功由创业者、企业家所决定，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后续运营将有经理人决定。企业家的多寡取决于时代，取决于新兴产业的多寡，未来的机会恐怕不如过去30年多；而经理人的多寡取决于制度和环境的健全，未来可能成为主流，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企业家趋于稀缺、经理人趋于主流的年代。
史玉柱平滑退休，是微观制度的进步，也是宏观经济进步的投射。
